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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合同欺诈纠纷与合同诈骗犯罪的法律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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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悦  来源:本网  阅读:

 

关于合同欺诈纠纷与合同诈骗犯罪的法律甄别

 

                      ——江苏擎天柱律师事务所 徐悦律师

 

笔者最近遇到一则有关涉嫌合同诈骗犯罪的案例,引起了笔者对该罪名的法律思考。顾名思义合同诈骗就是以合同为手段进行诈骗,即在签订、履行合同中使用欺诈的手段,非法骗取占有他人财物。抛开合同的主观目的不谈,就均在签订、履行合同中使用欺诈的手段而言,广义的合同欺诈外延应当包括合同诈骗。

现实社会中,合同与市场经济息息相关,可以说市场经济的表现形式主要就是合同经济,合同作为市场交易的主要表现形式在现实社会中海量存在,随之带来的问题或合同纠纷也大量存在。作为合同纠纷的对立一方,为了争取自己的利益或挽回自己的损失,在发生合同纠纷后如不能协商解决,那么争取一条快捷、有效、有力的法律解决途径亦是其必然诉求。在民事诉讼、行政处罚、刑事报案等几条法律路径中,通过刑事报案以合同诈骗罪追究对方的刑事法律责任,来争取自己的利益或挽回自己的损失应该是一条好的路径,如果能够得以成功启动刑事立案程序,应当说这一路径是最有力、最有效、最快捷的法律选项,但法律不应以当事人的意志为转移,特别是作为刑事犯罪处理的公诉案件。

商场如战场,在残酷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大部分行业被动的等待客户上门已经成为过去,特别是随着社会经济、科技飞跃式的发展,一些新技术或新产品如果不通过主动向客户或潜在客户宣传、推介、甚至过分放大其市场前景与预期(当然是否过分放大还需要市场检验与验证,如马云的阿里巴巴当初融资时,有人说其是骗子,现在还有人这样说吗?),那么必将极大制约新技术或新产品在社会的普及程度与普及速度,从而制约社会的进步与科技的创新。

从市场主体追求利润的本质看,为了促成更多技术或产品(特别是新技术或新产品)达成交易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在开展营销过程中,大量的合同交易主体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亦存在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或隐瞒真实情况的欺诈行为或其他一些放大技术或产品市场前景与预期的行为,如我们常见的开发商为多卖房而虚构学区房的虚假宣传、商家为多卖货而虚构最后三天放血大清仓,小贩为了多卖瓜而虚构包熟或假一罚十,商家为多卖商品制造商品紧俏的假象,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情况更是比比皆是,可以说有合同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欺诈,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合同欺诈广泛存在市场经济中,正所谓奸商、奸商,无商不奸!

那么,如何从法律上甄别民事合同欺诈与刑事合同诈骗呢?他们的界限到底在哪儿呢?这不但涉及到合同交易主体法律责任的巨大差别,更涉及到是以市场手段对私权利进行救济还是以国家公权力刑事干预的手段打击、制裁合同欺诈一方。究竟该如认识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交易中风险认识与风险承担能力,特别是在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市场主体可以自行采取民事诉讼的方式维护自身私权利的情况下,公权力是否还有必要以刑事暴力手段干预、打击、制裁市场交易主体中的合同欺诈一方,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的分界点在哪里?刑事手段真正应该打击的合同诈骗犯罪究竟指的是哪些合同欺诈行为?这正是本文所要探索思考的。

欺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

对于欺诈的民事法律责任或法律后果,《民法通则》第58条“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民事行为无效。”;《合同法》第52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第54条第2款:“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由上,可以看出不管是欺诈还是合同欺诈,在民事法律方面具有明确的法律规范,当事人或合同一方在民事行为或者说合同行为中涉嫌欺诈的,均应承担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或民事法律后果。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合同欺诈如果不是损害国家利益,则因一方欺诈签订的合同并不必然无效,而是由受欺诈一方自由决定是否向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请求撤销合同,这充分体现了立法对私权利的尊重和不干预政策,应当说这一立法完全符合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

在行政法方面,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发布的《合同违法行为监督处理办法》第6条列举9种合同欺诈方式,并对包括合同欺诈在内的6大类合同违法行为应当承担的行政责任作出了相应规定,但就包括合同欺诈在内的合同违法行为的行政责任而言,行政处罚最高也只有三万元,并且规定了不予处罚或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相对于几百万甚至上千上亿元的合同标的,行政处罚的程度应当说微乎其微,这也体现了国家行政权力对私权利的有限干预政策。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该办法第2条明确合同违法的主观故意系以牟取非法利益为目的,这与合同诈骗犯罪主观上非法占有为目的不一样,牟取非法利益一般是指违反交易的诚信、公平、对价原则赚取对方利润,合同诈骗中的非法占有为目的则是指无偿取得他人财物,虽然可能有少量履行,但这只是诱饵,其主观目的并非通过交易、通过对价占有他人财物,而是通过骗取他人签订、履行合同的手段无偿占有他人财物。两者的区别应该说是比较明显的。

《合同违法行为监督处理办法》第14条还规定,如果合同涉嫌违法犯罪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从以上可以看出,发生合同欺诈行为不仅在民事上要承担法律责任或法律后果,在行政方面也有可能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但这更证明了并不是包括合同欺诈在内的所有合同违法行为都构成犯罪或者说都可以当作犯罪处理,虽然刑法条文列举的客观情形仅有四起,但主观故意的不同应当是区分合同行政违法与合同诈骗犯罪的关键,这往往也是问题的难点所在,这更多的是需要从违法行为人外在行为表现来探悉、甄别、判断其主观故意。

《刑法》第224条(合同诈骗罪)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1、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2、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3、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4、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5、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从刑法条文不难看出,合同诈骗的本质是诈骗他人财物,签订、履行合同只是其无偿骗取他人财物的手段,合同诈骗在主观故意上需要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这种非法占有应当是无偿的,行为人前期以小额履行为诱饵的行为显然不能作为履行合同的对价有偿行为。条文所列举的客观情形不仅本身就是欺诈行为,而且欺诈行为本身也可以一定程度印证非法无偿占有的目的,如:没有实际履行能力、收到财物后逃匿的,等等。逻辑上合同诈骗罪列举的客观情形可以印证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主观上非法占有的目的除口供外亦需要有具体的客观行为来证明。

合同诈骗罪中主观上所指的非法占有为目的与民事合同欺诈中主观上通过履行合同对价赚取利润不一样,前者的欺诈受《刑法》调整,后者的欺诈受《合同法》、《民法通则》、《合同违法行为监督处理办法》(行政法)的调整,我们不能仅看到一方在签订、履行合同中存在隐瞒、虚构事实或其他不诚信的欺诈行为,还要看到欺诈一方是否存在履行合同、支付对价的主要事实,合同标的商品或服务是否获得国家认可或是否具有市场价值,合同欺诈一方经营的时间跨度、经营产品(或服务、技术)的范围、经营产品(或服务、技术)的属性、经营产品(或服务、技术)的行业营销模式,收到财物后是逃匿还是继续正常经营,特别是在受欺诈一方交涉或报案后,欺诈一方是立即逃匿还是愿意协商、接受解调、参与民事诉讼、愿意退款等行为积极解决因欺诈发生的纠纷,这些都是甄别、判定合同欺诈一方是否具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签订履行合同手段骗取他人财物的重要依据,即判定合同欺诈一方在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上是否符合非法占为目的的重要依据。

通过对在签订、履行合同中使用欺诈手段在民事、行政、刑事中的主客观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刑法中合同诈骗罪与民法或行政法上的合同欺诈根本区别是:合同诈骗是行为人主观上以无偿非法占有为目的,客观上使用欺诈与他人签订履行合同的手段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即逃匿(或不积极履行或不作任何履行准备),而合同欺诈则是主观上具有签订并履行合同有偿赚取利润的目的,客观上为签订、履行合同有偿赚取利润使用了欺诈手段,使受欺诈方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前者主观上是无偿非法占有而非通过履行合同赚取利润,后者主观上是通过履行合同有偿赚取利润。

据此,笔者认为合同欺诈与合同诈骗主观目的可以从合同标的是否具有市场价值与市场前景、欺诈一方是否履行合同、欺诈一方有无逃匿、欺诈一方有无合法的经营及产品资质、双方有无实质性协商或通过民事法律途径解决等客观方面来鉴别其是通过履行合同谋利还是非法无偿占有受欺诈一方的财物,如果是前者则应由受欺诈一方自己决定是否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请求变更或撤销因欺诈而签订的合同,当然受欺诈一方也可以根据《合同违法行为监督处理办法》,要求工商行政主管部门对欺诈一方进行行政处罚;如果是后者则应由公安机关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追究其涉嫌合同诈骗犯罪的刑事法律责任。

当然,我们在分析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的民事行为时,还可以从以下民事行为在民事诉讼中涉及的民事法律后果考虑:

1、合同“受欺诈一方”有没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其有没有权利要求对方将口头介绍或夸大的内容在合同中予以写明,合同本身对双方权利义务的约定是否明确。

2、合同“受欺诈一方”有没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其有没有了解交易标的详细情况及国家对标的产业政策,有无权利从其他公开途径了解。

3、合同“受欺诈一方”有没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其对合同目的能否实现是否有权利进行风险识别与风险评估,有没有人通过书面或合同承诺为其承担市场风险,或他人对“受欺诈一方”的口头承诺或表态有没有法律效力。

4、合同标的属于什么性质的产品(或服务、技术),是传统行业还是新兴行业,有没有市场价值或潜在市场价值,有没有市场投资或使用价值,国家政策是禁止、限制、支持、还是鼓励,有无得到市场验证。

5“受欺诈一方”是否将签订合同的前提条件或目的在合同里进行明确或向另一方明示,另一方对此在合同中有无明确自己的义务,如何适用《民法通则》或《合同法》。

6、合同一方使用欺诈手段与另一方签订合同后,有没有逃匿,有没有履行合同,有没有存在违约的情况。

对一个行为从法律上进行评价,民法最轻、行政法次之、刑法最重,如果对主观上的故意意图确实难以鉴别的,我们还可以从民事法律的角度进行考量,正所谓的举轻以明重,如果受欺诈一方在民事法律程序中的诉求都不能成立都不能受法律保护,又何来刑事法律责任呢?所谓的刑事法律对“受欺诈一方”作为受害人的法律保护还能成立吗?

在当今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的情况下,我们如果不能与时俱进还以传统的眼光看待新技术、新科技、新生的事物,还以传统的眼光对待新的行业,这必然会阻碍经济的发展与科技的创新,从而成为社会进步拌脚石!

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既然对于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交易中客观存在交易欺诈、不讲诚信的情形不可避免或广泛存在,那么作为我们政府要做的就是引导、规范市场主体的市场行为,努力建立对市场主体诚信进行评价的公共平台,用曝光的方式、用市场的方式去让市场主体自己作出选择诚信经营还是欺诈经营(如互联网教父式人物马云的“淘宝网”就是一个很好的公共交易模式),即利用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去引导市场主体的交易行为,而不是错误使用刑事手段,那样不仅违背市场规律,也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

以上是笔者作为律师对合同诈骗与合同欺诈的一点初步法律思考,难免有不周全与不成熟的地方,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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