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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高级法院发布十个商事诚信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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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来源:  阅读:

 

本网按:诚实信用简称诚信,本是社会生产生活中对各方主体最基本的要求,但在现实社会中却成了最奢望的要求,这不仅增加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更增加了市场交易的成本。

人人都知道诚信的好处,人人都想生活在诚信的社会里,但不改变“劣币驱逐良市”的市场现状,空洞的口号显然建立不了诚信社会,只有让失信的人不但得不到任何好处,而且付出得不偿失的代价,并让诚信的人获得更多的尊重并由此收获更多的利益,即通过良性的诚信利益驱动体制,社会诚信才能得以建立,而这样的制度体系建立需要包括政府、社会、司法在内的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政府作为行政权力应当承担构建诚信体制的主体责任。

相对于政府着手组建社会诚信数据评价体系而言,司法在建立诚信社会中的作用也非常重要,作为司法裁判机关,如果能够在司法诉讼程序中,依法主动否定、制裁失信行为、鼓励诚信行为,并进而通过裁判影响失信主体的实体权利,来引导人们的诚信诉讼行为,必将会有力的推动社会诚信体系的建立。

江苏省高级法院在315之际,主动发布商事诚信案例,无疑是在向社会传达一种信号:江苏法院不会容忍失信行为的存在!

在这十个诉讼的诚信案例中,有的制裁力度还是很大的,有的则在裁判中直接否定了失信一方的实体权利!这些案例无疑对今后在司法诉讼中失信行为的制裁或打击起到十分重要的指导与标杆作用!

 

江苏省高级法院发布十个商事诚信案例

   

   【江苏高院发布十个商事诚信案例】临近“3.15”,高院火速征集了一批商事诚信案例。诚实信用原则是民商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中应当遵守的最基本原则,也是诉讼活动遵守的法律原则。亲,为了共筑良好的民事诉讼环境,我们一起努力哦!

 

新民事诉讼法加大了对不诚信民事诉讼行为的惩戒力度,对个人的最大罚款金额增加到了10万元,对单位增加到了100万元,并且规定对恶意诉讼中涉及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诚实信用原则是民商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中应当遵守的最基本原则,也是诉讼活动遵守的法律原则。

 

    典型案例:

    一、虚构事实假诉讼 输了官司又被罚

    冯某与申某之间系借款关系。2013年7月20日,申某与常隆公司签订购车合同,约定购买雷克萨斯IS250汽车一辆,总价为424069元,申某预付了3万元。之后,冯某通过信用卡转账方式向商家支付了36万元,申某支付了22489元,常隆公司出具了收据,载明收到冯某382489元。在新车交车单上,申某对交车项目进行了确认;常隆公司向申某开具购车发票,车辆机动车行驶证所有人也为申某。因冯某与申某还款产生争议,无锡市公安局新区分局南站派出所于2013年9月1日对申某在2013年7月26日向冯某借购车款36万元纠纷进行了处警。经协商,冯某将申某所购车辆作为抵押,申某向冯某出具了还款计划。

    后冯某以常隆公司出具的付款收据为证据,诉至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称常隆公司将自己所购车辆交付给他人,请求判令常隆公司返还购车款382489元及保险费11628.65元。

    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常隆公司与申某签订了购车合约,且申某依约支付了预付款,其购车合同成立。冯某虽提供了常隆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但不足以证明冯某与常隆公司之间具有买卖汽车的合同关系。判决驳回冯某的诉讼请求。

    冯某不服,向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二审法院依职权对案件进行了调查,调取了有关证据。冯某向法院申请撤回上诉,但该院认为:申请撤回上诉的目的必须正当、合法。冯某提起的本案诉讼,构成虚假诉讼,在对其进行训诫后,未有悔过表示,对其违法行为应依法处理,故裁定不准许冯某撤回上诉,并对其作出罚款5万元的处罚决定。

    冯某不服,以处罚过重为由,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请求减轻处罚。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审查后认为,冯某出借款项给申某购车,后申某未能还款,双方发生纠纷,经公安机关主持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冯某应根据调解协议向申某主张权利。冯某明知其与常隆公司并无买卖合同关系,却恶意提起诉讼,并在诉讼中多次作虚假陈述,妨害了人民法院的民事诉讼活动。二审法院对冯某作出罚款5万元的决定,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遂作出复议决定,驳回冯某的复议申请。

  2014年9月24日,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关联公司有借贷 法院依法不认定

    朗福公司与隆福公司系关联企业。朗福公司诉称自己陆续借给隆福公司2305845.04元,请求法院依法判令隆福公司偿还借款本息。隆福公司对此表示确认。诉讼时,隆福公司已歇业停产,其资产被法院查封,已有十几起经济纠纷案件在法院申请执行。如法院支持朗福公司的诉讼请求,则有可能使朗福公司成为隆福公司的债权人,与其他债权人共同参与对隆福公司资产的分配。

  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隆福公司与朗福公司未签订正式的借款合同,对借款金额、期限、利息等必要事项作出明确约定,不符合常理;朗福公司提供的八份银行付款凭证中有一份在付款信息及用途一栏记载为“货款”、其他七份相关栏目未予记载,可见付款凭证无法反映出款项的借款性质;朗福公司账务状况经会计师事务所司法审计反映,八笔款项记账凭证中未提及借款性质;案涉款项往来发生于2010年8、9月间,朗福公司未能证明之后其曾向隆福公司催讨过,直至2012年7月隆福公司多方涉诉后,朗福公司才起诉主张还款付息,该行为有违常理。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原告朗福公司的诉讼请求。朗福公司不服,上诉至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审理后依法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银行串通债务人 担保责任被免除

    某银行无锡支行与澳尔来公司于2011年9月9日签订授信额度合同,约定由某银行授信给澳尔来公司流动资金贷款额度最高限额为1000万元,期限自2011年9月9日至2012年9月8日止;借款用途为购原材料等。合同签订后,某银行与巨丰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约定该合同为某银行与澳尔来公司自2011年9月9日至2012年9月8日期间所签订的合同提供保证担保;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息等。同日,某银行将上述1000万元贷款发放至澳尔来公司在某银行设立的账户上。该1000万元借款经流转为某银行开具的收款人是朗格拉斯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并由某银行为该汇票进行了贴现,并非用于购买原材料。某银行与澳尔来公司实际控制人支某等对澳尔来公司贷款真实目的进行过协商。该贷款的实际用途与之前支某代偿贷款相联系,而且该贷款是由某银行事先承诺的,并非澳尔来公司因缺少资金购买原材料而主动向银行申请。

  无锡市南长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担保法解释规定:“主合同债务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债权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欺诈、胁迫事实的,按照担保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处理”,保证人在此情况下不承担保证责任。本案借款人虚构了借款用途,违背了保证人巨丰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而某银行对此应为明知,因此,巨丰公司不承担保证责任。无锡市南长区人民法院一审驳回了某银行的诉讼请求;某银行不服,提起上诉。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四、甥舅合谋假借贷 对抗执行受处罚

    2014年8月15日,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吴某与被告朱某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原告吴某要求判令被告朱某归还原告吴某借款人民币980000元及逾期归还的利息44100元,合计1024100元,并承担案件受理费。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吴某与被告朱某系甥舅关系,被告朱某因生意亏损结欠债务数额较大,为意图阻挠其他债权人通过诉讼程序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其所居住的房屋,其与吴某串通,采取伪造借条等形式虚构两人之间存在980000元借贷关系,并由吴某至法院起诉朱某。诉讼中,吴某与朱某对前述违法行为均予以承认,并在认识错误的基础上提交了具结悔过书。

  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朱某与吴某恶意串通,虚构债务,企图通过诉讼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其行为已构成虚假诉讼,故对吴某的请求依法应当予以驳回。对该两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予以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吴某的诉讼请求。同时,作出罚款决定,对朱某、吴某分别处以2000元、1000元的处罚。

 

    五、恶意损害第三方 股权转让判无效

    郑某多次向吴某借款,双方于2008年2月20日经结算,由郑某向吴某出具借条两张,共计借款305万元,并约定利息,狄某在两张借条签名。2011年4月19日,郑某夫妇与其之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郑某、李某分别将各自持有的东方公司的全部股权28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80%)、7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20%),以人民币280万元、7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郑某之子,并于2011年4月21日在工商部门办理了变更登记。吴某诉至法院认为郑某父子系恶意串通,躲避债务,请求认定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连云港市东海县人民法院认为郑某父子于2011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郑某履行了股权转让行为,郑某之子也已经履行完毕;同时原告提供的证据也无法证明该股权转让行为已经事实上损害了原告的债权实现,对吴某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吴某不服,向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郑某之子已实际向郑某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280万元的证据不足; 郑某在与郑某之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并未偿还其对外所欠的高额债务,郑某父子二人不能举证股权转让协议已支付合理对价及资金来源明晰的情况下,应当认定该股权转让行为有损害他人利益的故意;郑某父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将产生损害他人利益的结果;基于郑某父子的亲情关系、郑某对外所付巨额债务不能偿还,以及郑某之子并未按合同约定支付合同对价款等诸多客观事实,能够认定郑某所签合同的目的系为逃避债务而实施的转移财产行为,郑某父子所签合同的目的非法。诚实信用原则是民商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中应当遵守的最基本原则,对于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或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或合同均应被认定无效。故判决郑某父子于2011年4月19 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六、公司转让债务生 明察秋毫判败诉

    芮某持达利公司的借条,向法院起诉称:2011年2月10日,杨某开办达利公司时以公司名义向其借款130万元,双方约定借期两年,杨某父子为该借款作了担保。现要求达利公司返还借款本金130万元及赔偿利息损失,杨某父子承担相应的保证责任。2011年12月9日,杨某将达利公司股权转让给他人。达利公司否认与芮某的借款关系,并认为本案系芮某与杨某父子父子恶意串通形成的诉讼,其目的是想通过诉讼占有达利公司的拆迁补偿款,损害达利公司的利益。达利公司为支持其诉讼请求,提供了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人民法院(2013)宣民一初字第01935-3号民事裁定书、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2013)技鉴字第1305号鉴定意见书,证明杨某之子的岳父葛某持有加盖达利公司涉案印章、时间分别是2011年2月1日、2月7日,4月8日、12月31日的4份借条到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达利公司还款,达利公司申请对印章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司法鉴定意见表明4份借条上的印章同时加盖,且4月8日、12月31日借条上的文字是同时书写的。葛某遂撤回了对达利公司的诉讼。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对借条的形成时间,芮某、杨某父子陈述相互矛盾;对四次借款的金额,芮某和杨某陈述有所不同;涉案借条上“借款人”处有杨某的签名、加盖有达利公司设立前的印章,杨某未抗辩其是达利公司法定代表人进行签字,不应该承担责任,反而认为其是担保人。同时芮某也不主张达利公司印章无效情况下,杨某是主债务人,其主张杨某是担保人。杨某和芮某作为诉讼相对方主张一致;杨某一审中明知其已非达利公司法定代表人,已将公司股权转让,不能代表达利公司的情况下,却仍以达利公司名义出具授权委托书,加盖设立前的印章委托杨某参与一审庭审。在上述疑点存在的情况下,出借人芮某负有对借条载明的130万元出借款项交付真实性的举证责任。无充分证据证明芮某将130万元实际交付给达利公司,故其主张依据不足。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后作出判决:驳回芮某的诉讼请求。

 

    七、聪明反被聪明误 弄虚作假责难逃

    原告邱某系某公司的股东,因与其他股东发生矛盾,致使其在公司里的利润一直难以分配。邱某遂找到沈某要求其帮他向公司索债,沈某称其现在的身份不好直接替他向公司索债。邱某与沈某经过商议,遂在2011年10月25日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将其在某公司的股权作价800万元转让给沈某。2012年8月30日,沈某向邱某出具一张欠付800万元股权转让金的欠条。同日,邱某亦向沈某出具一张已收到8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条据。

    后由于其他股东不配合沈某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沈某遂在2013年1月9日向建湖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邱某、其他两位股东及公司协助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在该案件的审理中,沈某向法院提供了邱某向其出具的已经收到800万元股权转让金的收据,邱某也在该案的庭审中承认收到了股权转让款800万元。据此,建湖县人民法院认定沈某于2012年8月30日向邱某支付了800万元股权转让金,各被告应当全面履行法定义务,进而判决邱某、其他两位股东及公司协助沈某办理变更股权登记手续。

    2013年4月15日,邱某与沈某又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将上述已由建湖县人民法院判决处理过的在某公司的股权再次作价800万元转让给沈某。后邱某依据该股权转让协议向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称:2013年5月23日,盐城市建湖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将邱某在某公司的股权变更至了沈某名下,而沈某仅支付了150万元股权转让金,因此要求沈某支付剩余的股权转让金650万元。

  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发现2012年8月30日,沈某、邱某出具欠条、收据的同时,两人又出具了一份声明称邱某在2012年8月30日出具给沈某的收条仅作为起诉之用,实际上8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并未收到。该案经过两次庭审,沈某在第一次庭审中坚称股权转让款已经全部给付,该节事实已经由建湖县人民法院的判决书确认。后在第二次庭审中经过法院的多次盘问,沈某最终承认了股权转让款尚未全部给付,仅给付了150万元。由此邱某、沈某在建湖县人民法院作出虚假陈述、伪造证据的行为就此败露。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为,邱某要求沈某给付65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但邱某、沈某在建湖县人民法院审理的股权变更登记案件中向法院作出虚假陈述、提供虚假证据,直接导致建湖县人民法院认定沈某已经实际给付了800万元股权转让金的事实在本案中被推翻。邱某与沈某的上述行为属于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严重浪费了司法资源,扰乱了民事诉讼秩序,损害了司法权威,危及了司法公信力,应当对其进行民事制裁。据此,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遂对邱某、被告沈某各罚款5000元

 

    八、陈述不一露马脚 不利后果自承担

    原告时某持有被告罗某出具的欠条一份,载明:今2013年2月15日向时某借到5万元,于2013年7月之前结清。欠款人罗某。其后,被告罗某曾向原告时某给付2万元。原告时某起诉至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请求判决罗某夫妇共同清偿借款3万元及利息。对此借条是否发生真实借贷关系,罗某予以否认。时某在法院取证后,改变原主张并自认案涉欠条出具时其与罗某之间并未实际发生借贷行为,与罗某的相应辩称一致。

  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时某在诉讼中存在不诚信行为,直接影响其在本案中所陈述事实的可信度,时某应承担由此带来的相应不利后果。时某同时改变原主张称其曾向罗某个人“投股”5万元,案涉欠条系罗某对其之前“投股”的确认一节,因罗某予以否认,而时某所举证据也不能证明,致其所主张的该节事实存疑。相反,罗某在诉讼中就相关事实的陈述可信度较高。法院根据时某在整个案件中就关键事实陈述前后不一的情形以及罗某的辩称,并结合全案证据,综合分析认定时某以案涉欠条所主张的借贷关系不成立,并对其要求两被告共同偿还欠款3万元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故一审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时某不服,上诉至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审理后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九、电商平台留记载 债权依法受保护

    2014年3月5日,原告柴某通过网络电子商务平台用网名“希望”与被告徐州市某贸易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蒋某达成协议,向被告购买化工原料塑料颗粒3吨,价款46000元,原告按照约定于2014年3月5日向被告支付了上述货款。但之后被告以种种借口迟迟不发货,虽经多次催要,被告既不履行发货义务,又不退还货款。原告为此曾向阿里巴巴贸易维权部投诉,该部受理其投诉并于2014年3月24日邮件反馈,已终止被告账户的诚信通服务,且不予退还未履行部分的服务费用。原告起诉至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解除双方合同,被告返还货款并承担诉讼费用。

  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虽然原被告双方没有签订书面的合同,但从双方在网络电子商务平台上的交流,其意思表示已对交易的标的、数量和价款等进行了约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中的以“其他形式 ”订立合同的要件,故可以认定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成立。合同成立后,原被告双方均应按合同约定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本案中,原告已经按照合同约定依约向被告支付了货款,被告经多次催促却未按合同约定履行向原告发货的义务,被告的行为已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合同解除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原告选择要求解除合同,被告返还其已支付的货款46000元的诉请,应予支持。遂判决:一、解除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二、某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退还原告柴某货款46000元。一审宣判后,原被告均未上诉,现已进入执行。

 

    十、假造合同争管辖 法院开出大罚单

    原告郭某与被告浙江某公司因为钢管租赁费给付问题发生争执,起诉到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原告郭某向法院递交了租赁合同,该租赁合同约定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作为纠纷管辖法院。但是该案的原告住所地、被告住所地、合同签订地等与案件有实际联系的地点均与鼓楼法院无关。为了证明鼓楼法院有管辖权,原告提供了与房屋出租人颜某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及颜某的有关证明,证实其从2012年2月8日起居住在徐州市鼓楼区杨庄某地。诉讼期间法院调查发现,原告住所地并不在上述地址;但为达到让郭某的案件能在鼓楼法院立案之目的,颜某与郭某商量,伪造了其与郭某的房屋租赁合同。

  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告的租赁合同系伪造的,应为无效,由此租赁合同约定的管辖无效。郭某与案外人颜某为达到在该院诉讼的目的,制造了原告郭某在该院辖区居住一年以上的假象,属故意伪造重要证据、妨碍正常诉讼秩序的行为。为维护法律尊严及正常的诉讼秩序,打击妨碍诉讼的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作出对两名伪造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当事人郭某及案外人颜某作出了各罚款5万元的处罚决定。郭某、颜某收到处罚决定书后向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了罚款决定。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已经将罚款执行到位。

 

                                                本文来源: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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